去年六月某个凌晨，英国曼彻斯特郊区的空气还带一点夜晚残留的凉意。街道安静，窗外没有风。
Jennifer Cahill躺在自己家的卧室里，身边是丈夫Rob和两名助产士。她的第二个孩子即将降生。
她想象过无数次这个场景：不再是刺眼的医院灯光，不再有匆忙换班的医护，不再有毫无感情的指令。只有温柔、熟悉的家。
这一次，她希望孩子能在安静的家里、在自己所习惯的一切里诞生。
可是几个小时后，Jennifer和她刚出生的女儿Agnes，都再也没有醒来。
Jennifer34岁了，是一名国际出口经理。她的朋友说，她做事一向周全、有条理。她会列清单、研究每个步骤、提前准备一切。
三年前，她在医院生下了第一个孩子Rudy。那是一场她始终记得的经历——不是喜悦，而是挫败。
那时正值疫情，医院人手紧张，助产士频繁换班。她在产房里经历了阵痛、出血，却觉得“没有一个人真正陪着她”。
“她觉得自己被抛在一边。”Rob后来在听证会上说。更具体地说，医院似乎没有为Jennifer安排专门的助产士，反而总是换人。这让Jennifer很不安，觉得没有得到足够的支持。
“那次她失血很多——产后大出血，但没有任何一位助产士真正留下来安抚她。”
那场经历留下了阴影，也埋下了一个决定：如果再有一次，她要在家分娩。
Jennifer的第二次怀孕，一切都在计划中进行。她提前联系了社区助产士，阅读了关于“home birth”的指南，准备了干净的床单、急救包、气体镇痛设备。
她告诉丈夫：“在家会更自在，我能做得更好。”
可是医生并不同意。因为上次分娩时的产后出血，是一种有潜在致命风险的症状。
“她被建议去医院生，”Rob说，“但没人真正向我们解释这意味着什么。”
Jennifer以为医生只是因为她当年感染了B族链球菌——那次孩子Rudy一度患上败血症。
她觉得那是可以控制的风险。但现实不尽人意，另一个风险更致命。
2024年6月的一个夜晚，她开始阵痛。凌晨时分，两名助产士赶到她位于Prestwich的家中。
房间被布置得温暖安静，窗边有蜡烛，床头放着她准备好的毛毯和新生儿的小衣服。
一开始，一切如她所愿。她深呼吸，间歇还和Rob开玩笑。助产士们测着胎心，气氛平和。
可没多久，气体镇痛装置出了问题。供气的罐子和管子坏了，一位助产士不得不出去更换设备。
从那一刻开始，疼痛的浪潮再也没被拦住。Jennifer的体力迅速下降。她已经疼得连呼吸节奏都维持不住。
她开始疲惫，信心也没了。Jennifer本来以为自己能控制这场分娩，但一连串的意外后，已经太困难了。
天亮前，空气已经变得闷热。在反复的用力和疼痛中，Agnes Lily出生了。
可她一出来，就没哭。所有人都慌了，而婴儿急需医疗救助。助产士让Rob立刻拨打急救电话。
那时，Jennifer还虚弱地躺在床上，脸色发白，但她还在轻声对丈夫说：“去吧，跟着她。”
急救车先带走了Agnes。Rob抱着她上车，心里只想着“她还在呼吸”。当时没人意识到，Jennifer的情况其实更危急。
在他们离开的几分钟后，她的身体开始出现剧烈出血——是第二次产后出血，比三年前那次更严重。她也被紧急送往同一家医院——North Manchester General Hospital。
但等Rob赶到时，医护人员告诉他：他的妻子也被送了过来。她在途中已经失去了意识。
那一夜，Rob几乎没停下过脚步。急诊的灯光冷白刺眼，墙壁的回音像永远不散的噪音。
Agnes被送进了重症室，靠着机器维持呼吸。Jennifer则在另一个病房，被诊断为严重的出血性休克。
“他们说她的生命无法维持。”Rob在听证会上几次哽咽：“我当时无法理解这一切发生得那么快。”
Jennifer在那天夜里去世。而Agnes，靠着仪器活了不到四天。
“她还见到了我的家人。”Rob说，“我抱着她，给她讲她妈妈的故事。她妈妈没能抱她，也没能对她说再见。”
Jennifer的母亲Cecily接到电话时，正在离曼彻斯特数小时车程外的家中。
“我完全没准备好。”她满目哀伤：“当我赶到医院时，我看到的是插满管子的女儿。”那一刻她意识到，她要对一个母亲最难做的事——和自己的孩子告别。
那种感觉，至今还在梦里反复出现。那是她这辈子最难熬的一天。
听证会后来确认，Jennifer的在家分娩“超出了医疗规范”。她曾被建议在医院生产，但没有被正式转介给高级助产士做风险说明。
曼彻斯特大学附属的NHS医疗机构承认，这是流程失误。“她应该被清楚地告知风险。”报告中写道。
如果那次有人坐下来、耐心解释“再次大出血的概率”，或许她会改变决定。
Jennifer并不是盲目拒绝医院的“极端自然派”。她只是在第一次分娩中感到被忽视，所以希望下一次能被温柔对待，被真正看见。
但她没想到，那种“安全感”的代价，是生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