最近，一位同胞在温哥华飞香港的航班上见识了让人目瞪口呆的一幕。这位华人朋友把经历发到社交平台上，没想到炸出了一堆有相似经历的“苦难网友”。
本来一切都挺正常。登机口前，大家老老实实地排着队，商务舱、特选经济舱、经济舱，泾渭分明，安静有序。
可到了要登机的时候，突然，画风就变了！
只见一群南亚裔乘客，坐着轮椅、牵着孩子，不慌不忙地直奔优先通道。那架势，那从容，仿佛他们手中握着什么隐形特权。
更绝的是，队伍里混着不少身强体壮的年轻人，面不改色地跟着优先队伍往前挪，一点都不带脸红的。
而很多真正需要帮助的老人，包括不少中国老人家，都还在一旁乖乖等着广播通知呢。
“照顾老弱妇孺当然应该，可这明显变味了啊！”发帖的网友无奈地说。
这年头，不会“装”就吃亏了？
你敢信？这趟航班上，足足三分之一的乘客都成了“需要特殊照顾”的人。照片上看起来人不多？那是因为大部分“特殊人士”早就优先进去了！
说实话，这种操作在某些航线上都快成常规节目了。评论区里一片哀嚎：“见怪不怪了”、“每次都这样”、“下次是不是也得弄个轮椅？”
最魔幻的是，这些登机时“行动不便”的乘客，下机时往往生龙活虎、健步如飞。
变魔术呢？这……卖拐也比不上这操作坑蒙拐骗吧？
飞机上的“二等公民”：点普通餐的我们
到了发餐时间，更让人无语的一幕上演了。
空乘推着餐车，挨个发放特殊餐食：素食、清真餐、无乳糖餐……五花八门，要啥有啥。点特殊餐的乘客吃得那叫一个香。
而网友说，我们这些点普通餐的，只能眼巴巴地看着人家吃。等了一个小时，常规餐终于来了，前面的乘客早就吃饱喝足，开始打盹了！
这还不算完。部分人吃完饭，直接把垃圾往过道一扔、往应急出口一放。空乘呢？居然只能一声不吭地收拾干净！
我们遵守规则，反而成了傻子？
看完这个帖子，网友们都坐不住了，评论区成了大型吐槽现场。
“现在多伦多温哥华飞香港，都成了印度专线了！”
“现在多了好多印度空乘，以前可不是这样。”这条评论下面，跟了一串“+1”。
更扎心的是过来人的血泪史：“上次从香港飞温哥华，我也是等到快饿晕了才吃上饭。轮到我的时候，主食都没了！”
还有更劲爆的：“听说航班上马桶老堵？”底下的回复更绝：“堵马桶算什么？我空乘朋友说，有人在厕所门口直接大小便！现在空乘都不愿意飞印度航线了。”
说实话，谁不想被特殊照顾？但我们更想要的是公平！
合着老老实实排队、点普通餐的我们，反倒成了‘不够聪明’的少数派了？
空乘们忙得脚不沾地，我们也等得心焦，整个航程的氛围都被搅和得乱七八糟。
当守规矩的人总是吃亏，当装可怜的人总是得利，这世界还有什么道理可讲？
长途飞行本来就是令人疲惫的事，现在更是变成了一场谁脸皮厚、谁会钻空子的忍耐力测试，真是让人憋了一肚子无名火。
航空公司也是，怕被骂就能放任自流吗？那些老老实实排队、安静等待的乘客，就活该被忽视？
唉，说多了都是泪。下次坐飞机，是不是也得学“聪明”点？可是，我们真的想变成自己讨厌的那种人吗？
在万米高空，本该是文明与秩序的展示场，如今却成了考验人性的试炼场。什么时候，守规矩不再是一种“傻”，而是被尊重和鼓励的行为？
这问题，恐怕比飞机何时落地更难回答。
唉，又能怎么办呢？只能看着，默默叹气……
惊爆! 加拿大一年15.3万次医疗事故!
这6种伤害最常见, 要多住院1个月!
自那份震惊了加拿大医疗界的重磅报告——《关于加拿大医院错误和意外伤害》——发表二十年后，一份新数据显示，数以万计的加拿大人在住院期间持续受到伤害，其中许多人甚至不止一次。
图源：Getty Images via National Post
加拿大一年15.3万次医疗事故
根据加拿大健康信息研究所（CIHI）的数据，2024-2025年，每17次住院中就有一次（总共涉及超过15.3万人）发生“本可预防”的事故，比如用药错误、医院内感染、患者跌倒或辐射灼伤等“意外事故”，以及其他严重到需要额外治疗或延长住院时间的情况。
在这些案例中，有四分之一的病人在住院期间经历了两次或更多次的“有害事件”。
这份数据基于260万次住院记录。即便如此，这些数字仍未能完全反映问题的严重性。数据没有包括“险些出错”的情况（即错误在到达患者之前被发现），也没有涵盖精神健康或物质使用障碍患者所受的伤害，在急诊室发生的事故，以及出院后才被发现的在院期间发生的事故。此外，报告还排除了魁北克省的数据。
报告显示，医疗事故的总体发生率已连续五年保持在6%，高于疫情前水平。CIHI卫生系统绩效部主任梅兰妮·乔西·戴维森（Melanie Josee Davidson）表示，在疫情初期激增后，“我们并未真正恢复过来”。
她说：“整个医疗系统仍然在疫情时期后摇摇欲坠，还在努力站稳脚跟。”
“医疗事故”的根源与历史回顾
患者安全专家表示，当事情出错时，通常是由于多种复杂的因素。但是，在21年前，多伦多大学的罗斯·贝克（Ross Baker）和卡尔加里大学的彼得·诺顿（Peter Norton）合作撰写了那份著名的“贝克-诺顿报告”，报告中估计每年有多达2.3万人在加拿大急症医院中因不良事件而死亡。
卡尔加里大学的医学教授沃德·弗莱蒙斯（Ward Flemons）博士表示，自那以后，“我们已经把注意力转移了”。
弗莱蒙斯说，当贝克-诺顿报告发布时，“它震惊并唤醒了每一个人”，从医院董事会、CEO到医护人员。
“当时对患者安全的关注度很高，但像任何一项行动一样，如果不是持续不断地敲鼓，它会随着时间流逝而淡化。”
加上疫情的出现，“大家的关注点从‘如何让现有医疗服务变得更好’，转移到了‘如何在可怕的疫情中保住人们的生命’。”
然而，加拿大也是世界上少数几个没有国家级患者安全计划的国家之一。贝克和他的合著者莱斯利·汤普森（Leslee Thompson）在《医疗质量》（Healthcare Quality）期刊中写道，加拿大在改善医院安全方面的努力“支离破碎，而且大部分是自愿性的”，没有一个一致的、集中的关注点。
他们说，这“就像一场‘蛇与梯子’的游戏”。“我们有所进步，但又常常因为优先事项的转移、资金不足和资源有限而滑回去。”
长期以来，人们一直对一种保密文化表示担忧，这种文化导致错误无法被报告，即使发生了医疗事故，也无法对患者和家人进行全面和坦诚的披露。
贝克和汤普森写道：“不安全护理的程度对患者和医护人员来说都是未知的。要推进安全文化，透明度必须被重视，而不是被当作武器。”
“医疗事故”的常见类型
很少有事故是真正的疏忽，更不用说蓄意或恶意了。在最好的医院，也可能出现不好的“结果”。然而，许多伤害是可以避免的，或者至少是“可预防”的。
2024/2025年，在魁北克省以外的加拿大医院中，六种事故占据了绝大多数：电解质和体液失衡、尿路感染、谵妄、肺炎、“误吸性肺炎”（即本应进入胃里的东西误入肺部，引起炎症），以及术后或手术后的感染。
与未受伤害的患者相比，在医院里受到伤害的患者平均住院时间要长五倍——近一个月（28天），而未受伤害的患者仅为6天。
除了占用急需的床位外，更长的住院时间也意味着更高的费用：一次平均住院费用不到1万加元。而照顾一个经历过伤害的患者，费用约为4.5万加元，是前者的四倍半。
数据显示，2024-25年，加拿大医院内共发生55,929例医院内感染，6,769例“患者意外事故”，33,470例与手术相关的伤害（如手术中的穿刺伤），以及86,817例与用药相关的状况。
男性比女性更容易受到伤害，而在城市地区医院的粗略发生率略高于农村或偏远地区。
超过21,600人出现了谵妄（delirium），这是一种突然发生的严重神志不清和思维混乱状态。弗莱蒙斯说，这通常与年龄和“多重因素的叠加”有关，比如身处陌生的环境和睡眠被打扰。
尽管谵妄是痴呆和死亡的一个已知风险因素，但它常常未被发现。髋关节骨折和心脏病患者的风险更高。
“但这不意味着我们无能为力，”弗莱蒙斯说。“要留意你给病人的药物，注意他们的体液平衡。尽量让他们尽快出院。努力让他们起床活动。这些说起来容易，做起来难，但要让他们住进夜里能睡好的房间。”
弗莱蒙斯说，通过确保患者可以安全、正确地吞咽，而不是简单地把餐盘放在他们面前说“享受晚餐”，可以减少“误吸性肺炎”的发生。
跌倒是最常见的患者意外事故。CIHI的戴维森说：“我们也看到骨折或脱臼。”一个虚弱的患者在被移动时可能会发生骨折或脱臼。“不一定是自己起床时摔下床。但在护理过程中，身体可能会受到创伤。”
CIHI不追踪与医疗事故相关的死亡。这项研究基于出院摘要数据库。戴维森说：“当患者出院回家时，我们能够回顾他们的护理过程。”
她说，对于患者来说，沟通至关重要。“如果患者或家属正在接受护理，可以多提问，比如你即将接受的护理是什么样的、会有什么感觉、该期待什么，如果感觉不对劲，或者与他们被告知的不一样，就应该大声说出来。”
加拿大对医疗事故话题的讨论不够
其他人表示，医疗事故仍然笼罩着太多保密。
弗莱蒙斯是2022年出版的一本书的合著者，书中讲述了在一次致命的用药事故中吸取的教训。当时，两名卡尔加里患者，一名老年女性和一名中年男性，因肾衰竭在重症监护室接受透析，却被给予了错误的溶液。他们都得到了氯化钾，这种物质可以在几分钟内让心脏停止跳动，而不是应有的氯化钠。
当时，这种透析溶液没有市售。“所以我们是在我们自己的中央药房里配制的。在一个致命的日子里，药房工作人员配错了溶液，”弗莱蒙斯说。调查发现，这个致命的错误是“一系列事件共同作用，最终导致了那场悲剧”。
“我们其实（公开地）谈论过这件事，现在你很少再听到这样的事了。”
弗莱蒙斯说，当错误没有被公开讨论时，“这传递了错误的文化信息，即‘我们知道有不好的事情发生……但直到像（CIHI）这样的报告出来，我们才真正意识到，这些事情累积起来会影响到那么多人’。”
他说，加拿大需要回到20年前，“回到贝克-诺顿报告后发生的协调一致的努力”。他说，拥有全国性的数据是一回事。“我们需要将它细化到省级，细化到各个机构，然后将它带入会议室，让人们真正地审视它，并提出一些困难但必要的问题，那就是‘我们本地改变这种状况的策略是什么？’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