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个人改了登记里的性别，立刻掀起了两场风暴：一场在监狱门口，另一场在养老金账本里。更离谱的是，几百公里外的德国政坛，也在电视直播里把“退休年龄70岁”的话题摆上了桌面。三个看似不相关的词——性别、监狱、退休——突然绑在了一起，直戳普通人最朴素的三个问题：谁能去哪儿坐牢？谁能早几年拿钱？以后我们要干到多大岁数才能退休？
沃尔特·P．，一个已经因欺诈罪被判了三个月的男人，临近入狱的节点，跑去把自己在户籍登记里的性别改成了“女性”。从那一刻起，系统里显示的他不再叫沃尔特，而是瓦尔特劳德·P．。整个过程没有刀，没有手术刀，只是一纸精神病学鉴定，再加一个部门的批准。奥地利电视台“皇冠电视台”率先把这事捅了出来，镜头对着人，他自己讲得很直白：他刚收到进监狱的通知时，起初完全是出于抗议，“我想：那我就去女子监狱好了。”维也纳市政府起初挡了一下，说你既没女性外观也没女性特征，不给改。但这挡只挡了一周：一份精神病学鉴定报告摆上桌，审批“进展很快”，很快就批了性别转换，现在中央人口登记册（ZPR）里他的身份已经是瓦尔特劳德·P．。
来，你以为他到这就消停了？不。检察机关给了个“电子脚镣”的方案，让他在外带着脚镣把三个月过完，他不干。他不但坚持要进监狱服满三个月，还明确说要去女子监狱，而且不是单间，是多人牢房，跟其他女性一起。“她”对《皇冠报》说得更细：“我当时已经做了第二份鉴定，证明我不能单独关押。”他把“自己不能单独关押”的理由也补齐了。至于是否真会把他送去女子监狱，奥地利司法部没有拍板，给了一个很官的回答：有一个关于“LGBTQ+人群在监狱中符合身份生活”的工作组，会逐案决定跨性别者的安置问题。这意思就是，不流水线处理，逐个来看。但普通人要问的第一句，还是那句朴素到不得了的话：那到底谁说了算？靠什么标准？
这一幕，德国人看着也不陌生。之前德国也有一个轰动全国的案例：极右分子斯文·利比希，在判决生效准备入狱前，突然把户籍中的性别登记从“男性”改成了“女性”，改名叫马拉·斯文雅。他在2023年7月被哈勒地方法院以煽动民众、诽谤和侮辱罪判了一年六个月，没缓刑，走完上诉和再审都败了，照理要进去。但他先是要求进开姆尼茨女子监狱，当局还同意了，随后人却跑了，逃到国外，监禁没执行。《世界报》的调查后来发现，德国已有各种“跨性别女性”在女子监狱服刑，并且发生了对女性囚犯的侵犯行为。
自2024年11月起，德国实施了所谓的《自我决定法》。按这部法律，公民可以通过简单声明来更改性别登记。不用再像以前那样，必须拿到两名不同专家的鉴定报告，还要法院裁定才行。这一步，争议大到不行，以至于党派谈判时还在黑红联盟协议里约定，要在2026年7月前对这些规定进行审查。意思就是，先上路，但不承诺永远不改。德国走在了“靠说”这条路上，奥地利却是“靠批”，而且批的标准和速度，还在不同的部门、不同的城市，完全不一样。
奥地利的法律情况，现在就是不清楚。形式上讲，你可以去任何一个户籍登记处申请修改性别登记。法律并不强制要求做性别重置手术，一些联邦州的户籍登记处会额外要你提供精神病学鉴定报告。有的严一些，有的松一些。最关键的是，它们可以独立决定。就像这次维也纳的机构，一开始拒绝，拿到一份鉴定后，一周内转为批准。
故事并不是只停在“改了性别要去女子监狱”，但瓦尔特劳德·P．这案子，把第二根导火索也点了：养老金。奥地利的规则跟德国不一样，女性可以比男性提前四年退休。虽然维也纳的养老保险机构（PVA）跟《世界报》说得很清楚：登记为“中性”、“多元”或“开放”的人，根据法律不是养老金法意义上的“女性”，因此适用65岁的法定退休年龄。但“女性”是什么？系统看的是ZPR里的登记。瓦尔特劳德·P．现在拿着系统里“女性”的身份，她对媒体展示了一封来自PVA的信，白纸黑字记录了退休时间的变更：提前到2026年10月。“她”表示：“这不是我的目标，但是一个不错的副作用。”她要去女子监狱这叫“目标”，能早四年退休这叫“副作用”。
PVA也有话说。按他们的制度，退休年龄的计算是以人口登记册里的性别登记为依据。系统读的就是那一行数据。但他们也提醒，这类“最早可能的退休日期”的计算属于“初步信息”。真到开闸发钱前，他们会“个别审查”，尤其是当期限临近时。如果对“保险事故是否发生”产生疑问，就要进行审查，必要时养老保险机构会采用与ZPR登记不同的法定退休年龄。听上去像是给自己留了一扇“刹车门”：关键时候，不必完全跟着登记走，可以根据案情另定年龄。但这扇门后面是谁？他们没有说。审查怎么做？谁来判断瓦尔特劳德·P．在期限到达时“看起来像男人还是像女人”？没有人愿意把这句把柄话说死。说实在的，任何一个官员都不敢在摄像机前接这个地雷：你凭什么、用什么标准，判断人“看起来像”？
话音未落，第三根导火索也点了：内政部门介入，刑警上桌。奥地利内政部应《世界报》询问表示，已经委托维也纳市政府重新审查P．提交的精神病学鉴定报告。内政部用了很重的话，“根据《皇冠报》的报道，不能排除这是一份人情鉴定报告，因此构成刑事犯罪。”这就是说，如果查出这份鉴定是“走关系”、“走后门”，那么不只是行政上的“撤销”，还会触到刑法。与此同时，联邦刑警局也宣布，因涉嫌社会保险欺诈，对P．展开调查。养老金不是儿戏，一旦有动机、有收益、有可疑动作，刑警就会盯上。这个案子可能就不仅是“性别登记”的技术问题，更是可能变成“诈骗”的刑事问题。
法院那头这类案子越来越多。到底何时允许某人更改性别登记、何时不允许，已经让奥地利各级法院反复裁量。2025年1月，最高法院（OGH）刚刚处理了一个与瓦尔特劳德·P．类似的案子：一个1962年出生的人在2023年3月把登记从“男性”改为“女性”，随后立刻申请提前退休。养老保险机构不认，理由也直截了当：既没有进行心理治疗、激素治疗，也没有进行性别手术，外表上也没有任何属于女性的明显迹象。这种改变，PVA认为是为了提前退休。这个人把PVA告了，第一审的劳动和社会法院支持了他。但上诉法院推翻了。最后OGH拍板：PVA有权证明信息不正确，法院有义务审查。而且OGH说了一句这场争论里最关键的法律句子：“性别不能仅仅依据归属感来决定。”这句话把“感觉即事实”的门直接关了一半。最高法院也留出另一半门：不一定需要手术，但需要“明显接近另一性别的外表特征”。这其实就是把标准往“可见的、可验证的”一侧拉，避免只靠宣称、只靠一纸鉴定。怎么才算“明显接近”？法院没有给照片、没有给尺子，但方向给了：不是你说你是就算，要看实际呈现出的状态，至少要给出稳定、持续的外表改变。
那边奥地利在性别、监狱、养老金上拉扯，这边德国直接提出要把“退休年龄提到70岁”。联盟党议会党团主席延斯·施潘在德国电视一台《迈施贝格》节目上说得明明白白：我们活得越来越长，就得把这延长寿命的一部分用在工作上。他的原话是：“如果我们的寿命越来越长，我们也必须将这一延长寿命的一部分用于工作。”他说，德国人必须“诚实地”面对养老金的事实真相。67岁退休这道坎，会在2030/31年实现，但不能止步于此。更直白的说法，已经摆在了党内同僚的报告上：联邦经济部长卡塔琳娜·赖歇和她的顾问团，要求把退休年龄提高到70岁。这不是一句空话，背后是一份鉴定报告。
这一份由科学顾问团提出的新鉴定报告，带头的是经济贤人维罗妮卡·格里姆。报告的建议点是这样的：把退休年龄跟预期寿命挂钩，重新引入“可持续性因素”。一句话：“如果我们想保持社会保险的规模，同时不给后代留下更多负担，我们就必须更多地工作。”这份题为《德国增长议程》的报告的意思是：要么现在的人多干，要么以后的人多背。
施潘表示，“现在不是讨论这个话题的时机”，但又补了一句，大意是这个问题会在下一个立法期再次出现，这不是拍脑袋的想法。
德国的“70岁”说法，和把退休年龄与预期寿命挂钩，以及取消“65岁退休”、重启“可持续性因素”，全部都是奔着一件事去的：账要平。人均寿命变长，但缴费人口变化、出生率下滑、经济增长放缓，这些硬现实摆在那里，不处理，就是让未来的某一代人“断崖”。这份报告用的词很技术，但落在普通人身上，就是三个选择：多缴、多干、少领。没有一条是轻松的路。所以施潘说要“诚实地告诉德国人事实真相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