近日，
纪录片《总理》上线！
据悉，该片名为《Prime Minister》，
讲述了新西兰第40任总理
Dame Jacinda Ardern任期经历。
纪录片海报
上映后，首周票房表现强劲，创下近七年来本地纪录片最佳开局。
发行公司Rialto表示，该片首周（含点映场）票房收入达41.7万纽币。影片由Lindsay Utz和Michelle Walshe联合执导，在2025年新西兰国际电影节中场场爆满，并已在圣丹斯电影节首映。
Jacinda Ardern纪录片上线
丈夫是制片之一
这部长达102分钟的纪录片，回顾了Ardern五年间的政治与个人生活，涵盖基督城清真寺枪击案、怀特岛火山爆发及新冠疫情等重大危机。影片中还收录了她丈夫Clarke Gayford拍摄的家庭影像。
同时，Gayford不仅是六位制片人之一，还担任三位摄影指导之一，记录了Ardern作为全球第二位在任内生育的领导人的独特经历。
Photo: U.S. News & World Report
《洛杉矶时报》副主编Matt Brennan称该片是“一部极少见的、展现领导力行动的深刻画像”。
而《Variety》的Siddhant Adlakha则评价其为“一部亲密但过于简化的纪录片”。他还指出，Gayford作为制片人的身份是“一把双刃剑”，可能导致影片在政治视角上的局限。
本周，Ardern在社交媒体发文，感谢观众对影片的支持：“感谢所有在新西兰影院观看纪录片Prime Minister的朋友们，谢谢你们。”
她还写道：“我很喜欢听到大家的反馈。对美国的朋友们来说，这部纪录片今晚（新西兰时间本周三）在HBO Max首播！”
《时代》杂志专访Ardern
从领导力到辞职后的新使命
在纪录片播出之前，《时代》杂志对Ardern进行了专访。
《时代》以Ardern广为人知的领导风格打开采访，问道：“Prime Minister这部HBO纪录片主要展现你的领导风格，强调同情与人性。你是否觉得这种方式在当下并不占上风？”
Ardern回答称：“显然，另一种方式在当下更具主导性，这是毫无疑问的。但那并不是唯一的方式。”
Photo: HBO
“世界各地也有一些领导者，其核心价值就是同理与善意。比如加拿大总理Mark Carney和澳大利亚总理Anthony Albanese，这两位新当选的总理，都在至关重要的‘大选之夜演讲’中谈到了‘善意’。”
《时代》继续提问：“这部影片由你和现任丈夫Clark Gayford共同制作。他捕捉了许多亲密片段，包括你准备辞职、甚至在思考要穿什么的瞬间—你们一开始就有拍纪录片的计划吗？”
Ardern称，Clark拿起摄像机，是因为他是广播人——“我想他心里会想：‘我正在看到别人看不到的瞬间，这可能会很重要，也可能只是对我们家庭有意义。’所以并没有一个既定的计划，只是‘我要捕捉这些时刻’。”
“他必须相当有韧性，因为我责怪过他、忽视过他、呵斥过他——我在工作时他会打断我，或者把镜头怼过来，我确实觉得很烦。但我很佩服他一直坚持下去。”
Photo: Yahoo
Ardern常被认为是“女性力量”的代表，因此，《时代》提问Ardern：“你认为男性会不会更少在意别人对他们的评价？这是否也是为什么更多男性进入领导岗位的原因？”
Ardern则表示，她认为这更多是性格问题，而不仅仅是性别问题——（重要的是）“你想成为哪种类型的领导人，你对选民反馈的敏感度如何。”
“所以我并不认为富有同理心的领导风格只是女性的领域。我们不会只对女儿教导善良、慷慨和好奇。成为一个好人的价值，应当也是成为好领导的价值。”
那么，在辞职后，Ardern会怀念作为新西兰总理所获得的关注吗？她的未来又该如何规划？
Ardern却表示，离开聚光灯让她很开心。不过，随着时间推移，她发现自己依然需要利用那盏虽小的聚光灯，去谈论不同于当下主流的领导方式，并继续在气候变化、暴力极端主义、以及女性公共生活面临的问题上发挥作用。
“我发现，公共形象与发挥作用往往是相辅相成的。”
Photo: HBO
而面对美国日益严重的枪支问题，曾应对过基督城枪击案的Ardern表示，很多事会“以某种方式让她联想到过去”。
“我不后悔离开的决定，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不再去想，如果我还在任上会怎么做。”
而对于近日的Charlie Kirk枪击案视频在社交媒体上广为流传一事（点击阅读），Ardern说：“毫无疑问，出版（发布）标准的存在是有原因的：为了避免伤害，承认目睹这种恐怖暴力的伤害，防止暴力进一步蔓延。”
“我认为，主流媒体所遵循的标准也应当适用于社交媒体平台。我不认为它们只是‘邮差’，它们是‘出版商’。当我们在打击极端主义时，能否应用一致的标准？”
Kirk在被枪击前。Photo: The New York Time
而对于现任世界领导人，Ardern表示，各国有不同的国内议题，但核心都是公民心中的不确定感和恐惧——很大程度上是经济不确定性驱动的。
“许多西方国家在疫情之后都面临极其艰难的经济时期。在这种恐惧和不确定之下，政治人物要么选择利用它、煽动它，并引导去责怪某个并非制度的问题，以此逃避责任；要么选择更艰难但正确的长期之路：坦诚面对人们所面临的问题，努力寻找解决方案，诚实告知要多久才能看到改变。显然，目前大多数领导人选择的是前者。”
谈到未来和五年计划，Ardern直言“从来没有，也永远不会有”。
“我目前在牛津大学，研究的一部分就是‘同理心领导力’。今年我还是COP30大洋洲特使，同时也在继续做Pivotal的工作、继续做‘基督城号召行动’的工作，还有Field基金会的研究员职位。”
对于这部纪录片和Ardern的回答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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