近年来，日本社会在谈论外国人犯罪时，关注的对象已经从中国人逐渐转向越南人。根据日本贸易振兴机构（JETRO）的数据，目前在日本生活的越南人已达到约57万人，2020年时成为日本外国劳动者中的第一大群体。随着这一趋势，涉及越南人的案件频繁见诸报端。与其说是个别现象，不如说是制度与经济现实共同作用的结果。
在日越南人所面临的社会问题，大致分为两类。一类与劳动环境相关。技能实习制度和留学制度，本意是帮助外国人学习技术、了解日本，但在现实中却成了剥削的温床：中介环节层层收费，企业压低工资，劳动条件恶劣。许多人因此选择逃逸，成了不法滞留者。另一类，则是不良化的留学生与逃亡实习生所引发的犯罪问题。
这些犯罪有时带有“生存不得已”的色彩。比如伪造身份证件以便打工、偷盗家畜作为食物，从某种角度看是被逼无奈。但也有许多明确的违法行为，比如以转卖为目的的大规模盗窃、为追讨债务而对同胞施暴。这些现象在十几年前还多见于中国人群体，如今却逐渐由越南人接手。
数据上的变化最能说明问题。2006年，在日中国人的刑法犯检举件数曾高达1万件；到2018年已降至1795件，短短12年间锐减至五分之一。同期，在日越南人的数字却从1517件上升到2993件，翻了一倍。原因很直观：中日之间的经济差距缩小，来日本打工或犯罪已“不划算”；而越南的收入水平相对低，才成为新的“高风险群体”。
不少采访揭示，涉案的越南人大致分为两类：一半是因无法承担学费而辍学的留学生，一半是逃亡的技能实习生。出国前，他们往往为支付中介费用而背上沉重债务。到日本后，不仅要偿还高利息，还要面对学费和生活费，而能找到的多是低薪体力活，常常发现“忙到累死，手里却一分钱存不下”。于是，走上犯罪道路几乎成了一种“无奈的选择”。
越南人的犯罪有个鲜明特点：窃盗占绝对多数，尤其是万引。许多逃亡者通过SNS形成名为“ボドイ”的社群，意思是“部队”或“兵士”。这些人以同乡为纽带，组成小型盗窃团伙，分工明确：望风的、动手的、搬运的。目标锁定在日本化妆品、健康食品、婴儿用品等在越南极受欢迎的商品，一次作案往往成箱搬走，再通过买收、运输、转卖的链条，被运往越南市场。
日本记者在越南街头也看到过这种“灰色循环”的结果。正规渠道难以大量购入的日本商品，在小商店里却摆得满满当当。一支在日本售价1万日元的化妆品，在越南街头可能只要3000日元。由于盗品的成本为零，即便加上收购和运输费用，价格仍低得惊人。2014年时甚至曝出过轰动的案例：一名25岁的越航空姐因充当盗品运输者被捕，连副机长和多名乘务员都被牵连，显示背后存在组织化的运作。
更复杂的是，操控这些盗窃网络的幕后人物，并不总是新来日本的打工者。部分早年作为印支难民来到日本的二代，日语流利，有的人在社会中开餐馆或小生意，但暗地里掌控着盗窃和转卖的链条。他们与新来的“ボドイ”相结合，形成了一个跨代的地下网络。这让人想起上世纪在日中国残留孤儿二代形成的“怒罗権”组织，他们同样曾与本国黑帮结合，在日本黑社会里占据一席之地。
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局面，日本自身的制度设计是绕不开的因素。所谓“外国人技能实习制度”，原本是1990年代以“国际贡献”为名设立的，目的是让发展中国家的青年在日本学习技能。但在实际运作中，它成了廉价劳动力的输入机制。企业通过实习生弥补人手不足，却不用付出与日本人相当的待遇。再加上层层盘剥的中介费用，许多实习生一到日本就被债务压垮。逃亡与违法，几乎是制度内预设的后果。正因为如此，这一制度多年来饱受批评，如今已确定在2027年逐步由“育成就劳制度”取代，并在2030年彻底废止。
但制度改革并非一蹴而就。在过渡期内，日本社会仍需要面对这些现实：当经济差距存在，违法的代价低于合法打工的回报，就会有人冒险；当制度缺陷存在，总会有新的群体被推向风险的前线。过去是中国人，如今是越南人，未来未必不会换成其他国家的人。
这背后，也提醒人们不要简单地用“国籍”标签去理解犯罪现象。真正的原因，是经济格局的变动和接收国制度的漏洞。中国人犯罪减少，不是因为“本性改变”，而是因为生活水平提高，违法不再划算；越南人犯罪增加，也不是因为“民族性使然”，而是因为他们正处在收入低、制度夹缝的现实困境之中。
其实，从中国人的角度来看，日本的这种变化并不陌生。十几年前，日本媒体热衷报道的还是“中国人犯罪”，如今这个标签换成了“越南人”。换来换去，说到底都是在制度和现实的夹缝里，有人被推到台前。真正的问题不是“是谁”，而是“为什么会轮到他们”。如果只盯着国籍，很容易看热闹，却看不到背后的机制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