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世纪末的日本，正值明治维新，社会飞快转型。那时，一个英国女人踏上了这片陌生的土地。她叫伊莎贝拉·巴德，1831年出生，足迹遍布世界，从澳大利亚到朝鲜，再到日本。
1878年，她47岁，只身走进这个刚刚对外开放的国家。她骑马穿越北海道，也经过东北的乡间小路。一路上的所见所感，后来都写进了《日本纪行》。
这本书之所以重要，不只是一本旅行随笔。它让我们从一个“外国人眼睛”里，看见了明治日本的模样。对于来自英国的巴德来说，日本既陌生又新鲜，她一方面带着“文明国”的优越感，一方面又在很多地方流露出真诚的惊叹。
她写过一段关于孩子的文字，读来令人印象深刻。她说，她喜欢日本的孩子。原因却和今天我们常想的不一样——不是因为可爱，而是因为安静。她一路旅行，没听过婴儿的哭声，也没见过闹腾、不听话的小孩。在她看来，日本的孩子充满孝顺心，服从已经成了世代积累下来的习惯。她甚至直言，在英国，母亲常要靠威胁或哄骗才能让孩子就范，而这里根本用不着。
她还观察到，日本孩子从游戏里就开始学会遵守秩序。规则是家庭教育的一部分，必须记住，不能随意破坏。出现争议时，不是乱吵乱闹，而是由年长的孩子下达决定。小社会自有小社会的裁决，几乎不用大人出面。
她提到一个小细节，自己常常拿糖果分给孩子，可没有一个孩子会贸然伸手。每次他们都要先去问过父母，得到允许后才会回来，笑着深深鞠躬，把糖递给在场的伙伴，然后最后才自己吃。巴德觉得很可爱，但又有点“过于早熟”。
在穿着上，她同样感到奇怪。日本孩子没有特别的童装，三岁后就要穿上和服，束上腰带。这套衣服对大人来说都不方便，更别提小孩。她觉得看着那些小小的身体裹在厚重衣料里蹦蹦跳跳，场面既滑稽又别扭。
她也注意到，日本孩子的游戏方式和英国大不一样。没有打打闹闹，没有在地上打滚，没有尖叫大笑。那些在英国被认为理所当然的“童年冲动”，在这里完全看不到。她甚至感叹，日本的孩子更像是缩小版的成年人。
但她的文字并不全是赞美。在另一段记录里，她写到走进日本的村庄，发现那里的人们亲切，但“道德观念低下”，环境则“肮脏到极点”。这种评价，夹杂着当时典型的西方视角：一方面惊叹东方孩子的乖巧，一方面又嫌弃东方社会的落后。
其实，巴德的观察折射出明治时期的社会图景。江户时代的家庭教育强调秩序与忍耐，孩子从小就学会服从，甚至在游戏里也要维持规矩。明治之后，日本一边吸收西方制度，一边依旧延续这种儒家式的家庭结构。于是，孩子们表面上显得安静早熟，背后却是文化传统的力量。
而在农村，落后的生活习惯和贫困的环境确实普遍存在。对巴德这样来自工业化英国的人来说，污秽的村庄和秩序井然的孩子，放在同一片土地上，本身就形成了巨大的反差。她既看到了“现代化的萌芽”，又忍不住用“文明国”的标准去批判眼前的脏乱。
放在今天看，她的笔触依然让人感到微妙。日本在外来者眼中，常常是个矛盾的地方。一面是有礼有序的城市生活，一面是角落里的孤独和落败。明治时期的孩子们，用他们的安静和懂事打动了巴德，却也让她觉得缺少了童年的自由。
或许正是这种复杂的对照，让日本在外来者眼中显得格外特别。一面是井然有序、极度礼貌，一面却又有着难以掩盖的落后与不协调。可是站在今天回看，巴德当年的惊讶，倒像是某种伏笔。
一百多年前孩子们身上的安静、守规矩、早熟，未必只是性格特征，更是民族性格长期积累的结果。后来日本能在明治维新中成功，成为发达国家，也和国民这种从小养成的习惯与素质分不开。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，一个国家的气质与性格，同样有它深埋在历史里的根源。